<正>2024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设立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依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优势，聚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内在互动机制、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等方向，深入开展人文经济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学理化阐释。自成立以来，中心始终秉持开放协同、务实创新的建设理念，积极整合校内外学术研究力量，持续推进有组织科研，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数字形式主义”是基层党建数智化进程中工具理性抑制价值理性实现的突出症候，其本质是政绩观偏差导致的技术应用异化。正确政绩观内蕴政治属性、治理属性与价值属性三重维度，构成了引领基层党建数智化效能提升的价值旨归和实践遵循。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数字化变革中形成了技术为民、效能为本、实干为要的政绩导向，实现了从“数字绩效”到“治理效能”的认知跃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党建数智化效能提升的生成逻辑在于通过价值重塑纠正目标偏差，通过行为调适规范实践路径，通过制度建构保障长效运行，进而以主体赋能、过程优化、生态培育、动态调适机制推动基层党建数智化效能实现有效提升。唯有如此，方能使数智化真正成为提升政治引领力、组织动员力和治理凝聚力的强大引擎，从而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入强劲动能。
随着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预防为主转型，传统的以“可见成果”为核心的政绩认知面临适配性挑战。预防工作的特征表现为以潜在风险为对象、以“不发生”为成果形态、以反事实推理为成效证明方式、以常态化依赖为存在形式，这与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政绩评价存在张力。预防为主导向下的政绩观应当实现增量创造兼顾存量保全、治理效果兼顾治理投入、短期评估兼顾长期验证、上级评价兼顾利益相关者本位。预防工作的政绩在风险识别、隐患治理、能力建设三个环节中生成，分别呈现为发现型政绩、消除型政绩和积累型政绩。这些政绩的制度性承认，须在痕迹管理、过程评价和激励约束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如何依靠制度化建设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领域的核心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治国理政战略全局，围绕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方向、价值旨归、实践路径与时代使命等重大命题。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为：明确党内法规制度服务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定位；擘画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揭示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内核；强调落实制度执行的重要任务；指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质增效的改革趋向。这些重要论述立足治党实际、回应时代需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新，为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根本遵循，也为构建“中国共产党之治”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筑牢理论根基。
现代革命是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理查德·普莱斯关注的核心议题。美洲危机触发了普莱斯对自由内涵的深层思考，他将公民自由界定为以个体自我决定权为内核的自治理念，而革命正是对这种自由的捍卫与实践。普莱斯的自治主张奠基于坚实的道德哲学之上，他强调个体的道德能动性，并坚信理性能够引导人类走出道德实践层面的困境。作为一名非国教徒，普莱斯视革命为契合神圣旨意的人类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大洋两岸的革命浪潮不仅给美、法两国带来自由，更为英国的革新及人类的共同进步带来曙光。这种致力于普遍改善的宏大愿景，赋予其政治理论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深入探讨普莱斯的政治思想，对于重构18世纪英国思想图景、反思现代革命的本质以及理解近代西方政治秩序的基石，均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如何在民主实践与治理中发挥作用，去中心化参与式民主又意味着什么，是当前民主创新讨论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两个欧盟资助项目“去中心化公民参与技术”（D-CENT）与“去中心化公民自主数据生态系统”（DECODE），开发了公民参与平台，完善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为上述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具体案例。这些项目所致力推动实现的三重目标，即凝聚集体力量、赋能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推动政治制度转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了一条从组织动员到制度变革的渐进链条。对于此类项目优势与局限的深入考察，或可为未来的数字民主实验提供有益的参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重新前置为执政绩效标准的政治校准。政绩观问题看似关乎如何看待成绩，实则关乎“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不是对干部履职的道德修辞，而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和执政逻辑所规定的根本要求。开展这一学习教育，既是回应“十五五”开局起步和地方领导班子换届交汇期的现实需要，也标志着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正由理论武装、纪律教育、作风整治进一步推进到执政尺度校准。针对政绩私有化、政绩短期化、政绩表演化、政绩消极化等政绩观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以党性锤炼巩固人民立场，以群众路线校准政绩感知，以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多国选举中取得突破，其理念也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欧洲政党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女性领袖崛起、执政“温和化”调适以及跨大西洋联动等特点。欧洲政党极右化新浪潮是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主流政党治理绩效不佳、民粹阴谋论宣传动员以及全球极右翼扩散示范效应等内外因素持续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延续与深化正在从多个层面改写欧洲的政治格局，并对全球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特大城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面临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数智平台赋能治理效能提升成为夯实城市安全发展根基的重要路径。数智平台通过强化情境感知、重构治理结构、促进机制适配，形成了“问题识别—组织联结—动态调适”的敏捷治理闭环，显著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效能，但同时也暴露出四重困境——平台效能与诉求非理性递增的内生张力、治理效能对领导注意力的结构依附性、治理机制的程式化悬浮、基层行政负担的非预期性加重。未来，应从诉求精准识别、注意力分配优化、实质性化解机制夯实、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系统发力，为特大城市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为应对苏联模式日渐增强的吸引力，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政府，尤其重视通过国内宣传来提升国民对美国体制的信心。与政府关切相合，美国广告委员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和自身公益性特质，针对美国民众开展了多项主题运动以宣扬美国传统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为促进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广告委员会推崇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与当时兴盛的新政自由主义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这一阶段，广告委员会的影响力却得到了空前的增长。在战后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的危机时代，广告委员会力量崛起的背后，起核心作用的是与政府合作的“社团主义”。明晰广告委员会影响力的建构逻辑，无论是对于厘清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国内宣传机制，抑或是对于理解当前产业政策引起美国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折，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