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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刍议
戚凯;近年来，美西方通过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手段构建对华复合型遏制体系，严重冲击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本文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时代意义和简要梳理学界贤达重要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未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共同推进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本文提出，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其核心指向，坚持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重、价值规范与法理依据统一、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协同四大基本原则，重点推进理论体系建设与制度保障研究两大主线任务，着力扩大课题集群规模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数字主权视阈下网络巴尔干化产生的多维逻辑、现实挑战与规制进路
王海稳;陆振浩;王洋;随着国家主权争端向数字领域的不断延伸，网络空间逐渐开始反映现实世界的政治轮廓。各主权国家之间因利益诉求的冲突与治理理念的分歧，使数字主权争端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三个层面交织叠加，在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分化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空间中的巴尔干化相类似的分裂现象——网络巴尔干化。作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全新表征，网络巴尔干化加剧了全球数字治理困境，引发了泛安全化格局，激化了全球博弈态势，在数字领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国际社会应当在尊重国家数字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坚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以破解网络巴尔干化难题，促进全球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发展。
西方“安全-发展联结”的理论图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超越
廖丹子;金梦滢;发展和安全是贯穿国家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进程的两大重要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原则。“安全-发展联结”则是西方学界的一项研究热点，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并践行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着相近的理论初衷与指向。尽管“安全-发展联结”较好解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安全实践，但其存在理论内核不清不全、理论与实践脱节、特定理论主张的适用性较为有限的欠缺，从而难以全面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把握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科学辨析发展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形成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国家共识、提出并积极践行相应的国际倡议以及探索建构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了对西方“安全-发展联结”理论的超越，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安全-发展联结”学术视角的独特思想，丰富拓展了有关发展和安全统筹兼顾与良性互动的思想知识与实践场景。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核心载体与运行机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村规民约的分析
冯兴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立足运用法治解决矛盾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协商调解手段上逐步实现法治化转型，从而超越了过去单纯的群防群治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规范、党内法规等纳入法治的规范体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用法治解决矛盾，不仅要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等法治规范，还要注重发掘社会规范等制度资源的法治价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重点聚焦村规民约这一社会规范的核心载体，回归“规则之治”这一法治的底层逻辑。要在法治规范体系内明确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性质定位，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认其法理地位、巩固其制度权威，充分发挥其在德治教化、凝聚共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增进集体认同、树立文明新风，更好在法治轨道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全球化的周期、悖论与创新基因——兼论全球化史研究与“新的全球化”
庞中英;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概念是20世纪末期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创新之一。英文中“globalization”一词本来应该被理解为“地球化”，以准确描绘该思想的空间场域，而不是强调是否“全”。全球化是地球的人化，其历史很长。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写出了许多“全球化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和全球化史观。当前，“全球化史”的新阶段，即“新的全球化”议题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各种“全球化史”均表明，全球化是常新的，具有创新的基因。全球化史是由长短不一的许许多多的“全球化周期”组成的。世界史上每一个周期的全球化都有其内在的复合困境和多重悖论。“全球化悖论”的最终克服是通过创新。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新的全球化”周期的开端。驱动“新的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力量是新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革命。
外空政治时代中等强国治理战略与外空治理范式变革
戴维来;全球外空治理格局正在由大国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型，中等强国成为变革中的关键力量。冷战后的外空政治日益多极化、商业化和碎片化，一批中等强国凭借技术赋权、制度创新和话语建构，突破传统边缘地位，在外空治理中获得新的权力跃迁。中等强国采取模块化技术创新、前瞻性立法和“小众议题”主导策略，致力于提升安全、经济与国际地位等方面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在推动外空资源开发、法规制定和国际合作中塑造议程。加拿大全球空间治理宣言、韩国空间碎片治理提案以及相关国家外空资源法等案例显示，中等强国善于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外溢，强化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全球共识。外空治理由此呈现出更高的制度复杂性与灵活性特征，也带来规范创新与公共价值再造的新机遇。中等强国作为外空治理多边化、规范化和公共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在引导国际社会超越“谁能率先，谁就掌控资源”的传统零和思维，为构建公平、高效、开放的外空治理体系注入持久动力。
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
胡承槐;国家现代化有哪些基本特征？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形态是否是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形式？古代中国国家形态是否蕴含国家现代化（性）因素?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水平有没有超越西方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水平？我们该抱以何种国家认知与国家理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首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在充分肯定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形态的两大现代化特征——抽象“全民性”和“统一性”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对其抽象“全民性”的不彻底性、虚伪性着力进行揭示和批判，对其“统一性”的有限性进行阐述；其次对标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基本特征，分析论证古代中国国家形态亦存在相似的现代化（性）特征，即在国家与人民关系方面的“亲民性”“平民性”和空间形态上的“大一统”特征；最后分析论证当代中国国家形态在国家与人民关系方面的彻底人民性和国家空间形态方面较之古代中国国家“大一统”形态更为深刻、完备的统一性。
使命型政党：一个关于现代政党分类学的标识性概念
唐亚林;现代政党的历史实践首先出现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之中，现代政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建构呈现“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发展模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呈现“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发展模式。现代西方国家关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的“性质淡出、功能凸显”经典政党学知识构造，无法涵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基于对现代西方经典政党理论的纠偏纠错，以及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笔者提出了“使命型政党”这一新型政党标识性概念。“使命型政党”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与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经历了“概念提出-内涵界定-理论基础构建-类型学划分-理论范式创新”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成熟的标志在于“党性人假设”及其政党主体理性的提出、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有机互动的政党性质光谱图的创建、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与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类型学划分以及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分析框架的构建。从历史经验与现实观察中重构现代政党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正视中西现代政党演化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绩效，打破萨托利式经典政党理论的偏见和迷思，保持历史的自觉性。
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刘艳灵;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基于对1949—2025年间国家层面出台的600余份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本文从治理情境、治理目标、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维度，系统梳理了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研究发现，该体系经历了兜底保障、常态化治理、长效化治理、精细化治理四个阶段，在演进中呈现出多重转向：风险形态由传统安全风险走向复合型安全风险，治理重心由资源匮乏下的兜底保障调整为改革创新语境下的精细化治理，治理方式由群众运动式为主的临灾治理升级为全要素支撑下的立体化综合治理，治理结构由支撑集中动员治理的政社一体结构转向政社协同下共建共治的分级分类治理结构。这一演进历程深刻体现了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即扎根中国国情的情境驱动、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战略锚定、党委领导下的治理共同体建设以及适应性治理工具的持续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徐浩然;曹瑞;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呈现出阶段递进、不断跃升的阶梯式发展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发展主要表现为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实现阶段性更替，在发展层次上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与治理的现代化协同推进，在实践路径上通过一系列战略安排有序展开。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阶梯式发展形态，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把握发展节奏，以改革激发发展动力，以制度提供稳定保障，通过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在系统谋划与持续推进中实现阶梯跃升。这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