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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鉴今、继往开来，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一环。读懂历史，明了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特性，进而确立历史根基，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然而，百余年来的西学侵染不仅侵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而且还使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形态性质的认知产生偏差。本文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着手，分别对三种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形态性质的判断命题，即“古代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度”“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的种种谬误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之上，依据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实际存在样态推定其最大特征是“大一统”，并认为用“大一统”概念对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进行概括最为适当。
Abstract：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and forging ahead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re vital components in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i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Interpreting history correctly and grasp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 are therefore crucial tasks in foundational theoretical research,as they help establish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Over the past century,however,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not only undermined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confidence but also distort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This paper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s of historical thinking.It then critically examines three influential 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of ancient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the notions that "ancient China was an Oriental despotism," "ancient China was a society ruled by man," and "ancient China was a feud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s most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is "grand unity"(da yi tong).It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concept of "grand unity" provides the most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物、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7页。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9页。
(1)胡承槐：《中西国民性及国家体制差异的比较分析》，《浙江学刊》2020年第6期；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2)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1)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4—158页。
(3)公理、公意是一个多层次的观念系统，其内部各层次的特性、相互关系和变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故不予展开。
(1)孔元：《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白彤东：《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文史哲》2016年第5期。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页；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33页。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29页。
(3)程艾兰：《欧洲的中国想象：从“哲学王国”到“东方专制国家”》，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535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3—804、854、857页。
(5)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2)天理学说的极端理论形态是汉代的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因其附会过多而走向式微，但其底层依天理而行人事的基本思想，则始终是整个社会以及皇帝行使君权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1—46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7—168页。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8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225页。
(1)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27页。
(2)持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观点的学者，在面对古代中国存在庞大的法律系统和丰富的司法实践这一事实时，为坚持己说，将“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并将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实践归之为“法制”，而非“法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0—731页。
(1)胡承槐：《人治、法治、“官治”——论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治性质及其影响的消解路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胡承槐：《封建主义还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官治”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浙江学刊》2008年第5期。
(2)毛泽东就曾将北洋军阀时期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其中，“半封建”是指“大一统”格局崩坏、地方军政势力各霸一方且相互混战。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1)胡承槐：《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政治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1)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历史周期率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但与同时期的欧洲或其他地区的民族、种族相较而言，却是一种幸运。因为在两千多年间，中华民族不仅是社会形态的文明水平处于更为高级阶段，而且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一些、享受的和平更多一些、经历的天灾人祸要更少一些，这是欧洲或其他地区的民族、种族求之不得的状态。
(1)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的历史自觉，确立和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的理想愿景和思想原则；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秦人的历史自觉，将周人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形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带领中国人民将“大一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提升到现代水平。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092;D032
引用信息:
[1]胡承槐,史枚翎.简论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特性及对三种流行观点的评析[J].政治理论研究,2026,No.5(01):23-47+157-158.
2026-01-15
202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