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研究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简论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特性及对三种流行观点的评析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实践逻辑及其政治安全内核——论阶级统治、人民民主、制度整合的辩证统一

督查体制：破解政策落实偏差难题的制度安排

如何理解政法

新时代乡村文化主体建设的现实挑战及实践进路

西方“安全-发展联结”的理论图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超越

发展和安全是贯穿国家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进程的两大重要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原则。“安全-发展联结”则是西方学界的一项研究热点，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并践行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着相近的理论初衷与指向。尽管“安全-发展联结”较好解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安全实践，但其存在理论内核不清不全、理论与实践脱节、特定理论主张的适用性较为有限的欠缺，从而难以全面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把握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科学辨析发展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形成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国家共识、提出并积极践行相应的国际倡议以及探索建构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了对西方“安全-发展联结”理论的超越，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安全-发展联结”学术视角的独特思想，丰富拓展了有关发展和安全统筹兼顾与良性互动的思想知识与实践场景。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刍议

近年来，美西方通过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手段构建对华复合型遏制体系，严重冲击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本文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时代意义和简要梳理学界贤达重要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未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共同推进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本文提出，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其核心指向，坚持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重、价值规范与法理依据统一、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协同四大基本原则，重点推进理论体系建设与制度保障研究两大主线任务，着力扩大课题集群规模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核心载体与运行机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村规民约的分析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立足运用法治解决矛盾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协商调解手段上逐步实现法治化转型，从而超越了过去单纯的群防群治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规范、党内法规等纳入法治的规范体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用法治解决矛盾，不仅要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等法治规范，还要注重发掘社会规范等制度资源的法治价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重点聚焦村规民约这一社会规范的核心载体，回归“规则之治”这一法治的底层逻辑。要在法治规范体系内明确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性质定位，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认其法理地位、巩固其制度权威，充分发挥其在德治教化、凝聚共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增进集体认同、树立文明新风，更好在法治轨道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全球化的周期、悖论与创新基因——兼论全球化史研究与“新的全球化”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概念是20世纪末期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创新之一。英文中“globalization”一词本来应该被理解为“地球化”，以准确描绘该思想的空间场域，而不是强调是否“全”。全球化是地球的人化，其历史很长。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写出了许多“全球化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和全球化史观。当前，“全球化史”的新阶段，即“新的全球化”议题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各种“全球化史”均表明，全球化是常新的，具有创新的基因。全球化史是由长短不一的许许多多的“全球化周期”组成的。世界史上每一个周期的全球化都有其内在的复合困境和多重悖论。“全球化悖论”的最终克服是通过创新。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新的全球化”周期的开端。驱动“新的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力量是新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革命。

国家现代化两大本质特征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

国家现代化有哪些基本特征？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形态是否是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形式？古代中国国家形态是否蕴含国家现代化（性）因素?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水平有没有超越西方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水平？我们该抱以何种国家认知与国家理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首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在充分肯定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形态的两大现代化特征——抽象“全民性”和“统一性”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对其抽象“全民性”的不彻底性、虚伪性着力进行揭示和批判，对其“统一性”的有限性进行阐述；其次对标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基本特征，分析论证古代中国国家形态亦存在相似的现代化（性）特征，即在国家与人民关系方面的“亲民性”“平民性”和空间形态上的“大一统”特征；最后分析论证当代中国国家形态在国家与人民关系方面的彻底人民性和国家空间形态方面较之古代中国国家“大一统”形态更为深刻、完备的统一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刍议

近年来，美西方通过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手段构建对华复合型遏制体系，严重冲击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本文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时代意义和简要梳理学界贤达重要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未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共同推进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本文提出，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其核心指向，坚持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重、价值规范与法理依据统一、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协同四大基本原则，重点推进理论体系建设与制度保障研究两大主线任务，着力扩大课题集群规模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使命型政党：一个关于现代政党分类学的标识性概念

现代政党的历史实践首先出现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之中，现代政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建构呈现“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发展模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呈现“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发展模式。现代西方国家关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的“性质淡出、功能凸显”经典政党学知识构造，无法涵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基于对现代西方经典政党理论的纠偏纠错，以及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笔者提出了“使命型政党”这一新型政党标识性概念。“使命型政党”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与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经历了“概念提出-内涵界定-理论基础构建-类型学划分-理论范式创新”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成熟的标志在于“党性人假设”及其政党主体理性的提出、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有机互动的政党性质光谱图的创建、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与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类型学划分以及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分析框架的构建。从历史经验与现实观察中重构现代政党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正视中西现代政党演化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绩效，打破萨托利式经典政党理论的偏见和迷思，保持历史的自觉性。

从“他塑”到“自塑”：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自塑”与“他塑”相互博弈的结果。当前，自塑力与他塑力之间“西强我弱”的博弈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如何通过探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自塑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路径改变这一局面，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中国在持续提升国家形象自塑力的进程中应着重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中国在某些重大国际行为中的话语权滞后问题，二是如何解决中国在某些重大国际行为中缺乏人文及民间力量协同问题，三是如何解决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功能发挥较弱问题，四是如何快速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智能化水平问题，五是如何解决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核心载体与运行机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村规民约的分析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立足运用法治解决矛盾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协商调解手段上逐步实现法治化转型，从而超越了过去单纯的群防群治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规范、党内法规等纳入法治的规范体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用法治解决矛盾，不仅要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等法治规范，还要注重发掘社会规范等制度资源的法治价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重点聚焦村规民约这一社会规范的核心载体，回归“规则之治”这一法治的底层逻辑。要在法治规范体系内明确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性质定位，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认其法理地位、巩固其制度权威，充分发挥其在德治教化、凝聚共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增进集体认同、树立文明新风，更好在法治轨道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及其方法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思想理念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共同塑造人类文明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作出回应，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得出的重要认识。从实践路径看，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需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从方法论层面看，要坚持系统观念，重点把握全局与局部、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当前与长远以及特殊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