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研究

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话语体系的学理阐析

论党内法规领域的标识性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浙江样本及其理论价值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发展与共富的有机统一

现代化进程中公共安全治理与政治合法性提升的互构逻辑——基于“平安浙江”建设的案例分析

论党内法规领域的标识性概念

以意识形态为根基的政党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被提炼演变成党的独特话语体系，其中包含党内法规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语境下贯穿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政党建设等重要领域的关键线索。语言学、诠释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等为标识性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依据功能差异，标识性概念可分为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和操作性的三种类型。在理论功能上，标识性概念是党内法规学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保障，既通过确立价值导向与构建完整体系筑牢学科根基，又凭借专属话语、自我阐释逻辑强化学科自主性。在实践功能上，标识性概念发挥规范运行的调适作用，通过锚定方向、凝聚共识，保障党内法规制度的适应性与治理效能的发挥。

试析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以“科学”“经验”“代表”为核心的考察

埃里克·沃格林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致力于创立一种探寻人类社会政治秩序原则的新政治科学。与彼时盛行的自然科学化的政治理论相比，其政治理论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沃格林批判了实证主义对“科学”进行的狭隘化的理解，他试图重新恢复一种“整全的视野”，以多重视角揭示关于人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秩序原则。其次，沃格林超越了“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二分意义上的“经验”，他强调的经验是指人通过参与、认识“存在的共同体”的奥秘而获得的精神体验。最后，沃格林丰富了“代表”理论的意涵，并区分了“生存的代表”和“真理的代表”。沃格林认为政治秩序源自“生存的代表”和“真理的代表”两类代表的均衡，强调政治失序的重要根源在于诺斯替主义试图将两类代表合二为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浙江样本及其理论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省域现代化发展路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浙江样本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不仅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提供了生动例证，还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第二个结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

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对外话语体系，既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现实要求，也是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和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举措。从核心话语看，对外话语体系应当围绕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社会生活话语和生态文明话语等内容展开；从话语框架看，对外话语体系应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框架展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等融入其中；从话语叙事看，对外话语体系在沿袭传统话语叙事的同时，还应当积极适应自媒体时代，推动话语叙事不断创新。核心话语、话语框架和话语叙事的优化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党的建设何以成为“独立学科”？——基于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审视

党的建设经历了从党校内部教学课程起，到先后作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再到2022年被纳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剖析党的建设与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度关联，并指出在研究立场、价值导向和实践功能上，党的建设更加注重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总结与指导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积极倡导使命型政党等本土概念的建构。只有科学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关系，才能实现学科交融发展，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

从“他塑”到“自塑”：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自塑”与“他塑”相互博弈的结果。当前，自塑力与他塑力之间“西强我弱”的博弈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如何通过探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自塑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路径改变这一局面，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中国在持续提升国家形象自塑力的进程中应着重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中国在某些重大国际行为中的话语权滞后问题，二是如何解决中国在某些重大国际行为中缺乏人文及民间力量协同问题，三是如何解决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功能发挥较弱问题，四是如何快速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智能化水平问题，五是如何解决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刍议

近年来，美西方通过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手段构建对华复合型遏制体系，严重冲击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本文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时代意义和简要梳理学界贤达重要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未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共同推进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本文提出，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研究，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其核心指向，坚持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重、价值规范与法理依据统一、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协同四大基本原则，重点推进理论体系建设与制度保障研究两大主线任务，着力扩大课题集群规模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使命型政党：一个关于现代政党分类学的标识性概念

现代政党的历史实践首先出现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之中，现代政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建构呈现“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发展模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呈现“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发展模式。现代西方国家关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的“性质淡出、功能凸显”经典政党学知识构造，无法涵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基于对现代西方经典政党理论的纠偏纠错，以及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笔者提出了“使命型政党”这一新型政党标识性概念。“使命型政党”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与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经历了“概念提出-内涵界定-理论基础构建-类型学划分-理论范式创新”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成熟的标志在于“党性人假设”及其政党主体理性的提出、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有机互动的政党性质光谱图的创建、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与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类型学划分以及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分析框架的构建。从历史经验与现实观察中重构现代政党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正视中西现代政党演化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绩效，打破萨托利式经典政党理论的偏见和迷思，保持历史的自觉性。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核心载体与运行机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村规民约的分析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立足运用法治解决矛盾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协商调解手段上逐步实现法治化转型，从而超越了过去单纯的群防群治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规范、党内法规等纳入法治的规范体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用法治解决矛盾，不仅要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等法治规范，还要注重发掘社会规范等制度资源的法治价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重点聚焦村规民约这一社会规范的核心载体，回归“规则之治”这一法治的底层逻辑。要在法治规范体系内明确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性质定位，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认其法理地位、巩固其制度权威，充分发挥其在德治教化、凝聚共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增进集体认同、树立文明新风，更好在法治轨道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及其方法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思想理念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共同塑造人类文明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作出回应，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得出的重要认识。从实践路径看，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需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从方法论层面看，要坚持系统观念，重点把握全局与局部、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当前与长远以及特殊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